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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今天,村里农民多做一天工,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高15倍),5.7斤鱼(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许多倍。有了这么发达的住房贷款市场,美国居民当然用不着为买房而把所有的收入都储蓄下来(到2002年人均储蓄率不到4%,见图2–3),而是平均每年拿出自己收入的5%~6%来支付房贷利息。在没有为购房而储蓄的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倾向自然高,难怪美国的内需过剩、可以吸收那么多国家的出口。手机赌博棋牌官方下载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歌舞升平。既然这样,乾隆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强盛吧?那么,我们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让人晕倒!—不过,那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数字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6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说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个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个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手机赌博棋牌官方下载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

“文革”时期,买一辆自行车、一只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4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好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关于世界经济秩序、IMF、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协调跨国贸易规则的WTO及其前身GATT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历史背景,当然不是几千字就能讲清楚的。但有一点是显然的,到1978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时,过去200年发达国家逐步建立的这些国际游戏规则不仅使中国面对的外贸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世界出口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以至于中国工厂制造多少,世界市场就能吸收多少。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成功当然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功劳,但是回想起来,中国在这些年里似乎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国门打开,打开得越多,世界经济让中国经济增长越多。《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手机赌博棋牌官方下载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这两种简单金融创新上的经历,即可证明金融创新的威力。我们可注意到两个现象:第一,在2003年4月号《新财富》中国400首富排行榜中,如果按所创造的财富计算,房地产业创造了最多财富(占23.8%);第二,在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中国一枝独秀地保持了高增长。这两个现象都不能与住房按揭贷款这一金融创新无关。从图2–1中看到,1997年底全国住房贷款余额为190亿元,1998年底为426亿元,1999年底为1358亿元,到2002年底上升到8253亿元,约占当年GDP的8%。汽车贷款较住房贷款起步晚,2002年是汽车贷款真正运作的第一年,2001年底全国个人汽车贷款余额约为435亿元,但是到2002年底总余额上升到1150亿元。从表面上看,按揭贷款显然创造了房地产业的财富,使房地产开发成为近年任何想快速发财的创业者的首选,也让更多居民尽早购到自己心爱的住房;按揭贷款对房地产业的财富效应也预示着汽车业正在成为新的快速致富行业。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效果之外,金融创新在房地产和汽车行业中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更一般性启示是什么呢?这种经验对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抉择有何更一般性意义呢?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财富是个永久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他的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财富这个话题。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这两种简单金融创新上的经历,即可证明金融创新的威力。我们可注意到两个现象:第一,在2003年4月号《新财富》中国400首富排行榜中,如果按所创造的财富计算,房地产业创造了最多财富(占23.8%);第二,在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中国一枝独秀地保持了高增长。这两个现象都不能与住房按揭贷款这一金融创新无关。从图2–1中看到,1997年底全国住房贷款余额为190亿元,1998年底为426亿元,1999年底为1358亿元,到2002年底上升到8253亿元,约占当年GDP的8%。汽车贷款较住房贷款起步晚,2002年是汽车贷款真正运作的第一年,2001年底全国个人汽车贷款余额约为435亿元,但是到2002年底总余额上升到1150亿元。从表面上看,按揭贷款显然创造了房地产业的财富,使房地产开发成为近年任何想快速发财的创业者的首选,也让更多居民尽早购到自己心爱的住房;按揭贷款对房地产业的财富效应也预示着汽车业正在成为新的快速致富行业。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效果之外,金融创新在房地产和汽车行业中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更一般性启示是什么呢?这种经验对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抉择有何更一般性意义呢?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

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对坏债的处置方式都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和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就无法进行。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我要去看世界!”有幸的是,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那种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们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高楼大厦。可是,在那表面花花世界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今天的世界?这些问题可以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也可以完全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的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从民族情结层面看,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一下子崛起,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伟大。可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经持续尝试过改革开放,但那两次除了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打下基础之外,每次都不成功。为什么?或许,我们会很快下结论说,是因为那时候制度腐败、政府腐败无能,等等。这类一般性的指责可能都对,对这些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二十几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的改革开放没成功,国民政府的改革开放也没成功,而最近二十几年的却恰恰成功,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诚信与社会结构都遭受重大变迁之后。那么,到底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难道今天的中国人就真的比历史上的中国人更聪明吗?

此话怎讲呢?就从亚洲多国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看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然后到近十几年的中国大陆,都是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靠内需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都在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本国过剩的内需。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东西让它们产生这么多内需?这些东西中国是不是可以借鉴?或许,我们可从美国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美国多数人也是以农为主。到一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已经很富,但并非世界最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二战之后美国的财富猛增,使其一跃在世界上最富最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战之后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而且越来越过剩。过去几十年中,这些膨胀的内需是如何产生的呢?手机赌博棋牌官方下载住房按揭贷款是一个很自然的金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地帮李四把部分人力资本“变现”、变活,让他可以提前消费。我们意识到,对多数居民而言,住房可能是一辈子最大、最重要的消费和投资。比如,若干年前,在北京一套普通的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可能是48万元,对于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这可能意味着要节省存钱10年,每月约存4000元。如果这样,一家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外,在十几年里可能无法有太多的其他消费。如果各大中城市的居民都如此,全国的内需水平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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